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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生命?实践”的教育智慧
发布时间:2013-05-11   点击:   来源:   作者:李政涛

“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是从两篇文章和一个人开始的。

1994年4月,中国《教育参考》杂志发表了《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作者从对时代精神的分析入手,阐述了以“新人形象”为核心的新教育理想。十年之后再看这篇文章,我们发现,这是一篇“新基础教育”改革的宣言。

1997年9月,中国的《教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同一作者的另一篇名为《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的文章,这是第一篇以生命的视角来探讨教学活动的文章。许多学校将文章复印后分发给教师,自发组织学习和讨论。一些教师培训机构也把该文作为阅读教材。很快,不仅该文的观点和内容被广泛传诵,而且题目本身也成为教师们的口头禅,成为许多致力于改革的校长和教师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的一部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也从中汲取灵感,作为自己言说、思考的基础。作者“叶澜”的名字,因此被更多的人记住。

通过这两篇文章,叶澜和她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与实践,站在了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台。这一“站”就是十年。

十年来,作为教育学学者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叶澜的十年心路历程,“新基础教育”的十年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生命——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叶澜的每一个思考,“新基础教育”的每一步创造,都可以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和考察。

“新基础教育”改革启动伊始,正是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全面影响和渗透中国教育的时候,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和循环,20世纪末的中国教育界又回到了世纪初的状况:大量介绍、引进国外的各种理论及其实践,以此作为本国教育发展、教育学科发展的动力性支撑。这种附和盲从的现象也蔓延到学校教育与管理领域,以基于西方教育思想者和教育者的体验和感受作为指导自身学校发展的现象并不鲜见。而此时的中国基础教育,依然如同一张堆满了难题的试卷。答题者充满了焦虑,蜕变的自觉也鲜明可见,虽然满耳朵回响着西方教授的声音,但脚下的实践却依旧缺乏方向。

与此不同,从一开始,叶澜和“新基础教育”认可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不能由西方人在教育中的成功,来证明中国人的成功。“新基础教育”的出现不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外来因素和逐渐改变传统结构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本质上的突变,是在外部动力的激发下,一种新结构的兴起。这种结构完全不需要与激发它产生的那种结构相类似。这种新的结构,其根基与魂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作为这一精髓之表现的传统教育文化之中。无论是对学生思维方式的“悟性”的强调,还是对教师教育智慧的寻求,或者“新基础教育”自始至终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品质,都可以一瞥“新基础教育”的民族性特征,都可以发现“新基础教育”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世纪之交的此时此地此刻承接了本民族的精神传统,如何让文化的血脉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学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身体和灵魂里延续、流淌。这样的民族性不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民族性,只有与世界性发生关联的基础上,民族性的“面容”和“身姿”才能得以彰显。尤其在当代,任何国家的教育改革只有以对本民族文化的承接为基础,同时与所处的“世界文化”发生对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已有的文化资源,在整合的意义上生成具有广度与厚度的新的教育文化。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源于民族性的“新基础教育”的改革成果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成为世界教育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成为对于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的重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新基础教育”是世界基础教育的“共时性地震”中发生的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教育改革:一种是西方式的,一种是中国式的。它不是西方某一教育家的思想、某一种教育流派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本土源自于本土的果实,散发的是中国教育文化特有的果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基础教育”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和教育者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对于生命自身、对于自我的整体存在及其命运的体验和感受。这种体验和感受不是移植而来的,而是源自于叶澜这一“新基础教育”的开创者和她的一批同行者的灵魂世界的,因而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一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世界性视野的获得,还在于它切合了人类教育的基本问题。“新基础教育”所显现的“生命—时代”的纵坐标,就内含了这些基本问题。

对“时代精神”的剖析和呼应,是“新基础教育”构筑新教育理想的起点。“新基础教育”是被作为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被接受的。但这种对“时代精神”的体现与把握,又是以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为基本价值取向的。

从一开始,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就格外关注教育中的“生命问题”。她最初对原有课堂教学问题的诊断,主要的关键词就是“生命”:

“原有课堂教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约化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是传统课堂教学观的最根本缺陷。……它导致课堂教学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缺乏生气与乐趣,缺乏对智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使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

这种认识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超出和突破了“教学特殊认识论”的传统框架,从高一个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它所期望的实践效应就是: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从这时起,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生命”的面容逐渐清晰起来,如何在教育生活中挖掘和展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体现生命的尊严与欢乐?成为叶澜和“新基础教育”提出的核心问题,也是校长和教师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

围绕着以上问题,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在学校教育与管理的多个领域,进行了诸多创生性的探索。

探索之一:在学校中“人”的发展与管理上,确立了“关怀生命”的价值取向。

首先,确立了学生发展与学生管理过程中的“生命关怀”的价值取向。以培养主动健康发展的生命个体为目标,无论是在教学管理,还是班级管理过程中,都要体现对每一个学生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关爱。

其次,在教师发展与教师管理过程中,致力于挖掘、提升和展现教师在教育实践与思考中的生命价值。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像叶澜那样,很少有一种教育改革像“新基础教育”那样,很少有学校像新基础教育的实验学校那样,如此推崇教师职业劳动对教师本人现实生命质量的意义,如此看重教师能否在日常的职业工作中感受到对自己的智慧与人的挑战、对自己生命发展和生命力展现的价值,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因从事这一职业带来的内在尊严与欢乐的满足,感受到这一职业本身的创造性。叶澜认为,教师完全可能成为富有时代精神和创造活动的人,教师是教育事业和人类精神生命的重要创造者。若把“人的培养”,而不是把“知识的传递”,看作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那么,教师的工作就不断地向他的智慧、人格、能力发出挑战,成为他学习、思考、探索、创造的不息动力,给他的生命增添发现、成功的欢乐,自己的生命和才智也在为事业奉献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新基础教育”的十年实践证明,在教师职业生涯中,只有用创造的态度去对待工作的人,才能在完整意义上懂得工作的意义和享受工作的欢乐,才能是教师真正成为令人羡慕和富有内在尊严的职业,成为充满人类智慧和人性光辉的职业。一切教师管理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都是为了促使教师不停地思考与实践,使教师自己的内心敞开,使他们置身于发现与创造之中,因而都是为了实现和彰显教师的生命价值而服务的。

再次,将校长的发展与“新基础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十年来,“新基础教育”的实验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理想新人”和“新型教师”,也培养了一批“新型校长”,适应新世纪的“新型学校”就在这样的校长手中诞生。叶澜将这样的学校称之为“现代型”学校,它们在“价值提升”、“重心下移”、“结构开放”、“过程互动”、“动力内化”方面,有别于“近代型学校”,并完成了对后者的超越。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高度智慧的职业,“校长”自身的生命价值也得到了挖掘、体现和彰显。

探索之二,把“教学管理”与“班级管理”确立学校改革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两翼,并在其中灌注了“生命关怀”。

以叶澜提出的“新基础教育”教学价值观、教学过程观和教学评价观为基础,在教学管理中,叶澜主张,从生命的高度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包涵着多重丰富的涵义。首先,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课堂教学对参与者具有个体生命价值。第二,课堂教学的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促进学生生命多方面的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第三,要进入课堂教学过程的探究。她认为,课堂教学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发挥,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课堂上才有真正的生活。因此,要改变现有课堂教学中常见的见书不见人,人围着书转的局面,必须研究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众多因素、研究课堂教学中师生活动的全部丰富性,研究如何开发课堂教学的生命潜力。

与以往进行的各种基础教育改革不同的是,“新基础教育”还把“班级建设与管理”放在与“课堂教学管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叶澜认为,班级生活在学生生命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学校要让班级成为孩子生命成长发展的舞台,成为展现其生命价值的舞台。为此,就要把班级还给学生,通过岗位轮换、互动式评价等形式,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班级建设中来。

探索之三:致力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使制度安排成为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枢纽。

如何把理念形态的“新基础教育”转化为实践形态的“新基础教育”,并使二者相融共生,这是叶澜一直关注的问题。有了新理念,并不必然具有与之相应的行为,仿佛一个人的意识与观念已经急急起身了,手脚却还犹豫不决地拖在后面。要解决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叶澜发现,只有通过“制度化”,即创造具体而微的学校制度,才能有效地体现和转化“新基础教育”的理念,才能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师生具体性日常化的行为。校长和教师不仅需要“教育智慧”,也需要“制度智慧”。在她的鼓励和倡导之下,“新基础教育”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学校制度体系,包括听评课制度、教学制度、班级建设制度、学习研讨制度、教师发展制度、评价制度等。例如,在教学制度上,有自主听课周制度、竞赛与评比制度、、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在学习研讨制度上,既有针对教师的集中学习制度、个人学习制度、小团体学习制度,也有面向学生的学生课堂研讨制度。在教师发展制度上,有教师专业化发展行动制度、教师个人成长袋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安排与创新,目的在于使学校制度本身发挥“生命效应”,从以制度来限制人转变为以制度来改变人、培育人和发展人。

探索之四:重建学校文化,实现以“生命·实践”为底蕴的学校文化转型

“新基础教育”最终打出的是文化品牌,它致力于把中国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的教育智慧汇集到学校文化之中,承接并创造最好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氛围,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当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包容了民族文化精髓的学校文化的耳濡目染,那么他的少年就会被这种文化中最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带走,当他成年以后就会发现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共有的智慧和情感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

与以往的学校文化建设不同,叶澜所引领的“新基础教育”学校文化的建设不再局限于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一种门面、一种装饰和点缀,也不再满足于把把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突破口。她视野中的学校文化是生命发展与创造、社会文化发展与创造的创生性舞台。具体而言: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文化,是一种促进人的生命主动展现、主动发展的文化,是以改造人的生存方式为己任的文化。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文化,是通过文化的改造转型来完成学校转型的文化。是通过学校文化创新来实现教育创新的文化。

“新基础教育”的学校文化,是与蕴涵着时代精神的社会文化主动回应,并力求按社会文化的要求,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创建中去,去建构超越现实的学校文化,是致力于提升和拓展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教育文化的内涵和品质的新型学校文化。

所有这些,都使‘新基础教育“改革具有了启蒙性的转折意义。在我看来,这种转折性的意义,首先在于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创造性地打通了“生命”与“实践”内在联系,创造性地在教育和教育学领域中实现了二者的沟通融合,创造性地在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此时此地此刻”中完成了这种融合,创造性地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完成了一次教育文化的转型。并以这种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这一基本因而是古老问题的独特阐释。最重要的创造性还在于:使“生命”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变成了基础教育乃至教育本身的基本问题、原点式的问题,成为后人无法回避,也绕不过的问题,因而是恒之久远的问题。

三

叶澜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教育思想者,充满理想的教育实践者。每一个读过她的文字,听过她的报告,甚至是与她只有廖廖数语交谈过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叶澜则把自己称之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认为,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现实,但不认为现实是做好的,而是有发展可能的。现实每天都在流变着,有待实践去完成。积极的行动是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个行动,不只是指实践中的行动,也包括各种研究性的行动。理想是针对现实中的问题,考虑到发展可能性,而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的理想。改变现实中的人,必须有理想,而又不局限于理想。不要停留于言说理想,而是实践理想,不断地把理想变为现实,又不断地以新的理想去超越现实。

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可以看到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带来的变化。在我看来,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她改变了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的生存方式,使研究者从思辨性书斋型的生存方式,转变为体验性教育现场式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她所说的“上天入地”式的生存方式。使实践者从经验性工匠型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反思性研究型的生存方式。

这一转变的前提和目标在于:“新基础教育”试图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在理论世界、生命世界与实践世界之间,实现沟通与融合,并把这种融合变成创生新生命、创生新世界的源泉。

这种转变的要义在于:充分发展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生命世界、教育世界的精神感受力,更真切地表现研究者主观感受中的生命成长的世界和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使研究者的研究和实践者的实践都拥有感受的真实、感情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更具体细致地表现和发展研究者对于教育中生命实践智慧的敏感与敏锐,更加紧密地使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角色和使命在个体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合而为一。叶澜和“新基础教育”的同行者,以她们十年的历程表明,教育研究者只有切切实实地感受自己,感受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师生所生活的学校世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当代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只有把对实践的反思和研究作为自身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不是外在条件,才能真正触摸到感受到生命智慧、教育智慧的真谛。

这种转变的结果是,一方面,“新基础教育”研究重新建立起了与学校生活世界的直接联系。叶澜和“新基础教育”的理论是在与学校生活、教育世界的直接联系中产生的,是被生成的东西,而不是来自理论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机体。它包含着研究者主体的感受和由这感受赋予它的丰富的意蕴,因而充满了表现力、影响力,具有对人的深层精神的震撼力。它避免了因理论的游戏化而僵化了研究者对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生活的教育世界的活生生的感受。也避免了教师陷入这样的困境:对活生生的世界、活生生的生命、活生生的自我的感觉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纳入到“教案”这个固定的思想模式中。另一方面,“新基础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直接催生了一个教育学学派,叶澜称之为“生命·实践教育学”。这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本土化改革的教育学学派,它强调的是“生命”与“实践”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基础,致力于追求21世纪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致力于推进中国教育学家队伍的建设,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和相互构成。(参见《为“生命·实践教育学学派”的创建而努力》,《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叶澜和“新基础教育”带来的种种转变和由此而来的新的生成,包括研究者和实践者新的生存方式,新的教育学学派等,都与“体悟”有关,它直指对“生命的体悟”。叶澜主张,“新基础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必须有对生命的体悟,这种体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中最富有特色和值得珍视、发扬的方面,人只有进入“体悟”、经过体悟,才能真正与周围世界、与他人建立起“我—你”关系,而不是停留在“我—他”关系之中。体悟不仅是个体与世界、他人实现内在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方式,也是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校长与老师、教师与学生实现内在沟通和对话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因着对“生命的体悟”,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共同汲取思想的洞察力、行动的感召力。真正的教育智慧,就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对两者的沟通联系的体悟的基础之上的。

无论是生存方式的转变,还是通过获取“生命的体悟”,来追寻教育智慧,叶澜都躬身力行。从“新基础教育”课题组提供的一份日程表上,可以一瞥她的日常生活状态。

2003年9月21日:

下午2:35分,飞往山东济南,在飞机上与课题组成员交换意见,批阅有关材料。

3:50分抵达济南,随即乘车赶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行车约1个半小时。

5点半左右抵达临淄区,该区是“新基础教育”六个区域性推广区之一。

晚6:00—7:00,晚餐。

7点10分:主持与六所实验学校校长的座谈会,商讨结题报告。至10点12分结束。

10点20分,召集课题组开会,商量本次教学研讨活动的安排。至11点05分结束。

9月22日

7点早餐。7点30分赶赴第一所实验学校听课。连听三节。

课间与听课或上课老师交谈。或走访教室,查看教室墙面的设计与布置,与学生交谈。

11:00分,召集任课教师、教研员、课题组成员开会,说课、评课。做总结性发言25分钟。12点15分会议结束。

中午:12:25—1:00,午餐。1:25分出发,赶往第二所实验学校。下午听课两节。3:45—6:00,说课、评课,做总结发言50分钟。

晚上:6:00—6:40分晚餐。7点开始,组织教师座谈会,10点全部结束。

10:00—10:30,召集课题组成员汇总情况。

9月23日,所有安排与昨日基本相同。

9月24日

上午,召集临淄区教育局有关领导、部分校长座谈,协商明年结题工作。

中午1:30分赶往第五所实验学校,听课、评课至4:00

随即乘车离开临淄,奔赴济南机场。晚约九点到家。

9月25日

下午1:00乘车离开上海,行程约3个小时,赶往江苏常州第二师范小学。

那里,还有26、27日两天的教学研讨活动等待着她。

如此密集的工作安排,对于叶澜来说,并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她工作的常态。到“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听课、评课,与师生、校长座谈交流,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工作节奏对于一个已过六旬的人而言,在脑力和体力上的投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也是难以承受的。支撑着她的就是影响了“新基础教育”共同体每一个人的“新基础教育”精神——永无止境地把教育理论转化为影响实践的现实力量,永无止境地追求生命的主动发展与完善,永无止境地追寻生命在教育中的大智慧、大爱心和大境界。

这样的追寻凝聚了叶澜和“新基础教育”的思想与行动的精髓:直捣生命的底蕴、直面生命的热忱与智慧。别的东西:知识、理论、方法,诸如此类,都可以通过耐心细致的训练逐步掌握,可以关起门来从容地锻打精致的形式,可以在自我扎设的围栏里与真实的教育生活隔绝。但是,在叶澜和“新基础教育”的同行者们身上,时刻喷涌着的这一分面对真实的生命的敏感与热忱,却直通教育和教育研究的底蕴,它的产生,需要直接面对真实的生命状态。在根本上,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学术的洞见也罢,理论的创造力、穿透力也罢,实践的影响力也罢,其实都来自直面生命的热忱,和这热忱所熔炼的智慧。因了这样的智慧,更多的教育研究者,更多的校长和老师,在逐渐世俗化的今日的中国,才能拥有穿透流行观念、直抵生命真实的感知力,才能拥有跳出逼仄的视野,在广阔的天穹下憧憬生命·实践发展的想象力,才能在日渐浮躁和摇荡不定的功利化的世界里,重建多样的心灵世界的诗意的悟性。

文章出处: 《中小学管理》2004年第4期“新基础教育”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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