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体系”到“主题单元”
发布时间:201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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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干国祥
从“知识体系”到“主题单元”
干国祥
旧大纲与新课程体现在教材编选上的差异,是单元的组成方式。在旧大纲中,整个语文教育目标根据“语法-文体体系”(文体也可称之为语法体系的附属,因为它在教材中是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来作主要的划分依据的)分解为一整套前后串联、详细可索的知识点,每一单元就是具体一块知识点的落实,如“说明文的顺序和方法”,“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议论的方式和方法”等。而这些知识块又是前后呼应承接的,各自在更大的知识版块中形成一个体系的某一分枝,如在议论文版块中,一般分为“论点和论据”,“议论的方式和方法”,“议论文语言的严密性”等前后遥相响应的几个单元(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螺旋式地学习被视为高过完全单块专题知识的学习,所以在议论文单元间往往穿插其他文体的一些单元)。这种单元建构课程的背后的教育哲学是科学主义式的,它认为知识就是一系列清晰不模糊、朝向某个明确的方向的阶梯,而学习就是按照此阶梯而上,循序渐进地习得知识(后来又把名词性的“知识”用动词来描述,并冠之以“能力”的新名称,但其本质并无变化)。为了照顾思想教育的需要,在这一知识谱系上,又被断断续续地加上思想教育的目标,如把爱国精神放在某一记叙或者小说单元中,把科学精神放在某一说明文单元中,这样,具体每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也就同时含有了知识,能力(从文本中找出此知识的能力),情感与思想等几个方面。至于思想教育与语言教学能不能这样被规划与操练,则只能靠提倡老师要提高“教学艺术”这四个字来弥补了。把这种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在至今盛行不衰的几个词语上:“知识树”,“一课一得,得得相联”,“目标教学法”。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情境教育法”,或者“情感派”,原来是本可以与“知识派”相抗衡,以弥补知识体系的僵化的;但是显然在实际教学中“她们”反而是在努力削减自己以适应“知识派-科学主义”的大的框架,于是,“情境教育法”也就不过是“以文祭道”,用“情境的办法”来完成“知识-道德体系的目标”。究其原因,是当时的课程思想局限了语文教师,他们既然把以知识体系为框架的课本作为唯一教材,最后也就势必不可避免地走入此一僵化体系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而当“语感”和“语文素养”代替“语文知识”成为语文教育的主要追求――也就是教学目标的时候,整个脆弱的“语法-文体体系”就得到了最大的质疑。且不说汉字表意的特点和汉语无时态的特点使得它建构一个西方式的语法体系是否可能尚在讨论中,就是语法体系最为严谨的如英语国家,也早在上一世纪初便开始反思自己先前以语法为体系的教育所带来的种种积弊。再者,作为母语的教育,需不需要像学习外语那样从清晰的语法入手来学习语言,这在国际上的母语教育中也是基本上有了定论执否定态度的。鉴于此,新课程提出以较为模糊但却是更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文素养”和“语感”来替代“语文知识”,显然是点到了死穴,一下击中了前几十语文教育(而非传统汉语教育,甚至可以说这一举措恰恰是恢复汉语教育传统的)的要害处。尽管从表面上看,要培养说不清到不明的“语文素养”和“语感”,显得比习得“知识”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对习惯了科学主义(在哲学上又与现代主义互为渗透)清晰思维的头脑,现在要接受“语文可以而且应该是模糊的”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困难。
那么在拆除“知识体系”的大厦后(而非拆除知识本身,只是否定此种建构语文的框架),语文教育――首先是语文教材――“能”(也许并没有“该”)走向何处?
如果我们习惯于理解隐喻而不只是用知识体系式的清晰话语来表达思想,那么也许可以从其他的事物中得到一些教益,譬如,历史叙事模式。一直存在着两种历史的叙事模式:编年体和纪传体。从表现上看,这二者只是从“经”和“纬”这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其实不然,这二者选择此种或那种模式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意图。在纪传体叙事中,个体是一切的中心,叙事的目的只为凸现个体选择以及此选择所带来的命运;而在编年体叙事方式中,个体是可代替的符号,整个历史将(或者“希望”)朝某一个必然的方向前进。如果把教材的编写也看成一种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从“知识体系”的叙事方式中走出来,尝试着进行一种“个体语感”的叙事方式。于是,“话题式单元”应运而生了。
“知识板块单元”和“主题聚合单元”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和教学观的体现。前者已在前文作较详的叙述,它就是简单地把“语文”等同于外在于语言本身的“语法-文体知识”,以及对此知识的辨析能力。与此相应,它的语言学习观也就势必是“举一反三”的。此词语中的“一”,就是从某一文章中提炼出的某一“知识点”;“反三”,就是在其他所有同类型文章中找出此“知识点”。沿习多年的“精讲一篇,自读多篇”的单元教学方法,正是此一学习观的具体外显。而“主题式单元”构建的语言观,则要模糊得多,也要复杂得多(然而这模糊与复杂恰恰正是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内在特点)。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的体现,因此它肯定有一部分是处在不可能显露在外面的暗处的,如树林的根在泥土中;而另一部分露在阳光下的,且与此一不可显露的部分密切相关。它把语言视为一种“建构”,“建构”既包含了名词性的“结构”(但由于它的结构是不稳定与不清晰的,所以单独提出结构便可能会重新落入了某个窠臼),又包含了动词性的此一不稳定结构对外物的排斥与接纳,并同时改变其结构本身的“过程”。如果不把“举三反一”的“一”视为一个清晰的“知识点”,而视之为一种个体的、生成性的、模糊与不稳定的“语言结构”,那么这个词语确能够从一个角度说明“主题式单元”的目的。当“语言(言语)”与“精神(并非思想)”不二,当二者都视为同一动态结构的时候,主题式单元其实也就是试图用外在的“语言-精神”材料,来反复刺激学生内在的“语言-精神”结构,以建构一个新的他个体的“语言-精神”结构。
然而,主题式单元建构想要取得成功,却似乎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的条件。
首先是对话题的认识。如果把话题视为某一固定的话语结构,如把“理想”此一话题异形为“要有远大的理想”,这其实也就是对刚刚解放出来的“话题-主题”的重新进行了束缚与捆绑。在此思想指引下,单元中文本的组合势必将出现“近亲结婚”的弊病,同一频道反复播送同一歌曲,一元价值,单极进化,使得不同文本本来可能具备的不同的“禀赋”,由于此一单边主题的暗示,由教师引导学生去异存同,最后仍然是从不同的文本中制取出一个外在的、先验于学生和学习的“语言-思想”,而不可能出现原先期望出现的学生个体的新的“建构”。最后,整个语文教育还是会像几十前的情境派,回到另一强势的“怀抱”中去。
所以,在同一主题下进行“异质组合”,首先必须在教材上实现“多声道”,然后才能期望在教学中出现“多声道”、“噪音”与“干扰”,从而形成期待已久的真正的深入与持久的“阅读对话”和“课堂对话”。
干国祥
旧大纲与新课程体现在教材编选上的差异,是单元的组成方式。在旧大纲中,整个语文教育目标根据“语法-文体体系”(文体也可称之为语法体系的附属,因为它在教材中是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来作主要的划分依据的)分解为一整套前后串联、详细可索的知识点,每一单元就是具体一块知识点的落实,如“说明文的顺序和方法”,“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议论的方式和方法”等。而这些知识块又是前后呼应承接的,各自在更大的知识版块中形成一个体系的某一分枝,如在议论文版块中,一般分为“论点和论据”,“议论的方式和方法”,“议论文语言的严密性”等前后遥相响应的几个单元(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螺旋式地学习被视为高过完全单块专题知识的学习,所以在议论文单元间往往穿插其他文体的一些单元)。这种单元建构课程的背后的教育哲学是科学主义式的,它认为知识就是一系列清晰不模糊、朝向某个明确的方向的阶梯,而学习就是按照此阶梯而上,循序渐进地习得知识(后来又把名词性的“知识”用动词来描述,并冠之以“能力”的新名称,但其本质并无变化)。为了照顾思想教育的需要,在这一知识谱系上,又被断断续续地加上思想教育的目标,如把爱国精神放在某一记叙或者小说单元中,把科学精神放在某一说明文单元中,这样,具体每一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也就同时含有了知识,能力(从文本中找出此知识的能力),情感与思想等几个方面。至于思想教育与语言教学能不能这样被规划与操练,则只能靠提倡老师要提高“教学艺术”这四个字来弥补了。把这种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在至今盛行不衰的几个词语上:“知识树”,“一课一得,得得相联”,“目标教学法”。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情境教育法”,或者“情感派”,原来是本可以与“知识派”相抗衡,以弥补知识体系的僵化的;但是显然在实际教学中“她们”反而是在努力削减自己以适应“知识派-科学主义”的大的框架,于是,“情境教育法”也就不过是“以文祭道”,用“情境的办法”来完成“知识-道德体系的目标”。究其原因,是当时的课程思想局限了语文教师,他们既然把以知识体系为框架的课本作为唯一教材,最后也就势必不可避免地走入此一僵化体系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而当“语感”和“语文素养”代替“语文知识”成为语文教育的主要追求――也就是教学目标的时候,整个脆弱的“语法-文体体系”就得到了最大的质疑。且不说汉字表意的特点和汉语无时态的特点使得它建构一个西方式的语法体系是否可能尚在讨论中,就是语法体系最为严谨的如英语国家,也早在上一世纪初便开始反思自己先前以语法为体系的教育所带来的种种积弊。再者,作为母语的教育,需不需要像学习外语那样从清晰的语法入手来学习语言,这在国际上的母语教育中也是基本上有了定论执否定态度的。鉴于此,新课程提出以较为模糊但却是更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文素养”和“语感”来替代“语文知识”,显然是点到了死穴,一下击中了前几十语文教育(而非传统汉语教育,甚至可以说这一举措恰恰是恢复汉语教育传统的)的要害处。尽管从表面上看,要培养说不清到不明的“语文素养”和“语感”,显得比习得“知识”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对习惯了科学主义(在哲学上又与现代主义互为渗透)清晰思维的头脑,现在要接受“语文可以而且应该是模糊的”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困难。
那么在拆除“知识体系”的大厦后(而非拆除知识本身,只是否定此种建构语文的框架),语文教育――首先是语文教材――“能”(也许并没有“该”)走向何处?
如果我们习惯于理解隐喻而不只是用知识体系式的清晰话语来表达思想,那么也许可以从其他的事物中得到一些教益,譬如,历史叙事模式。一直存在着两种历史的叙事模式:编年体和纪传体。从表现上看,这二者只是从“经”和“纬”这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叙述同一个故事,其实不然,这二者选择此种或那种模式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意图。在纪传体叙事中,个体是一切的中心,叙事的目的只为凸现个体选择以及此选择所带来的命运;而在编年体叙事方式中,个体是可代替的符号,整个历史将(或者“希望”)朝某一个必然的方向前进。如果把教材的编写也看成一种叙事模式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从“知识体系”的叙事方式中走出来,尝试着进行一种“个体语感”的叙事方式。于是,“话题式单元”应运而生了。
“知识板块单元”和“主题聚合单元”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观和教学观的体现。前者已在前文作较详的叙述,它就是简单地把“语文”等同于外在于语言本身的“语法-文体知识”,以及对此知识的辨析能力。与此相应,它的语言学习观也就势必是“举一反三”的。此词语中的“一”,就是从某一文章中提炼出的某一“知识点”;“反三”,就是在其他所有同类型文章中找出此“知识点”。沿习多年的“精讲一篇,自读多篇”的单元教学方法,正是此一学习观的具体外显。而“主题式单元”构建的语言观,则要模糊得多,也要复杂得多(然而这模糊与复杂恰恰正是语言,尤其是汉语的内在特点)。它把语言看成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的体现,因此它肯定有一部分是处在不可能显露在外面的暗处的,如树林的根在泥土中;而另一部分露在阳光下的,且与此一不可显露的部分密切相关。它把语言视为一种“建构”,“建构”既包含了名词性的“结构”(但由于它的结构是不稳定与不清晰的,所以单独提出结构便可能会重新落入了某个窠臼),又包含了动词性的此一不稳定结构对外物的排斥与接纳,并同时改变其结构本身的“过程”。如果不把“举三反一”的“一”视为一个清晰的“知识点”,而视之为一种个体的、生成性的、模糊与不稳定的“语言结构”,那么这个词语确能够从一个角度说明“主题式单元”的目的。当“语言(言语)”与“精神(并非思想)”不二,当二者都视为同一动态结构的时候,主题式单元其实也就是试图用外在的“语言-精神”材料,来反复刺激学生内在的“语言-精神”结构,以建构一个新的他个体的“语言-精神”结构。
然而,主题式单元建构想要取得成功,却似乎还需要具备一些其他的条件。
首先是对话题的认识。如果把话题视为某一固定的话语结构,如把“理想”此一话题异形为“要有远大的理想”,这其实也就是对刚刚解放出来的“话题-主题”的重新进行了束缚与捆绑。在此思想指引下,单元中文本的组合势必将出现“近亲结婚”的弊病,同一频道反复播送同一歌曲,一元价值,单极进化,使得不同文本本来可能具备的不同的“禀赋”,由于此一单边主题的暗示,由教师引导学生去异存同,最后仍然是从不同的文本中制取出一个外在的、先验于学生和学习的“语言-思想”,而不可能出现原先期望出现的学生个体的新的“建构”。最后,整个语文教育还是会像几十前的情境派,回到另一强势的“怀抱”中去。
所以,在同一主题下进行“异质组合”,首先必须在教材上实现“多声道”,然后才能期望在教学中出现“多声道”、“噪音”与“干扰”,从而形成期待已久的真正的深入与持久的“阅读对话”和“课堂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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