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课文”单元的组合设计
发布时间:201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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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干国祥
同质组合”与“异质组合”。本单元共五篇文章,分别是杨振宁的《邓稼先》,臧克家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何为的《音乐巨人贝多芬》,莫泊桑的《福楼拜家的星期天》,以及《资治通鉴》选段《孙权劝学》;单元的主题是“名人”;单元的“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是《我也追‘星’》。且不论其中有个别课文使得整个单元的组合显得有些脆弱,如《福楼拜家的星期天》和《阿权劝学》都无益于主题的展开。在五篇课文对主题的展开上,编选者显然是意识到了“异质组合”这一问题,但是,在这里他们理解的“异”,仅仅是外在的、所从事事业的不同,而并不是名人内在气质的差异。名人内在气质与禀赋的差异,可以举《邓稼先》一文中的一句话说明:“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一种工程。”如果按此种方式组合单元,那么本单元的课文就并不只是把“勤奋、刻苦、忠诚”的单元主题反复重现,而是直接地把学生引导入一个“成为名人-伟人有何种途径,要具备何种气质”的讨论中,每一课文的展开,都是对学生内在“精神-言语结构”的一次刺激,在此刺激下,学生可以在心中选择“奥本海默”或者“邓稼先”作为自己的偶像,此一选择主要是按照内心的意愿与禀赋,而不是按照外在环境与要求来作出。只有当凡高、鲁迅和周润发一道走近学生,而且编选者不简单地扬此贬彼的时候,才能算是实现了“多声道” 和“异质组合”,真正的讨论才可能在教材上就得以体现,而不必教师挖空心思在后面加以弥补。
然而支持“异质组合”和“多声道”,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声音推到学生的面前,在这里,将某些对学生确有危害的观点对学生暂时“搁置”是必须的,因为学生的成长历程和建构主义本身的理论决定了这种教育中的“搁置”的重要性。在“建构”中,时间不再以一个为达到知识点的量的积累所必须的要素出现,而是作为一种结构形成的要素出现――同时也是此一结构产生重大裂变的要素出现。也就是说,材料既要是异质的、能够引发刺激以分解原先的“言语结构”的,同时它也应该促进新的“言语结构”的形成的。当太艰深或者太离奇的文本频繁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就反而有可能使得旧的结构因为无法接受而排斥此文本,或者在破坏了学生原有的“言语-精神”结构后,却无从形成一个足以让学生感到“安全”的新的“语言-精神”结构。从人类的演化来看,虽然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单向进化的科学-历史主义,但是在语文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此一线索却是一条已经存在的“语言-精神”进化线。人类的文学走上此一进化虽然不是必然,但显然有其近似的规律,如果把此视为隐喻,和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会不会像高等动物在胚胎期重复整个进化历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对某些“言语-精神”材料的暂时的搁置呢?此点在没有得到论证之前不便贸然下结论,但正如数学上在小学低段不出现“2-3”这样的算式一样,我们确实必须尊重人的成长的规律。从“搁置”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许多语文读本以文本的知名度和本身的单篇含金量作为主要的选文标准,确实存在着一些并不足取的“成人化”“哲学化”的倾向。
如果考察单元主题模式后面的语言哲学背景,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教材学上的问题,它同时也成为语文教学的问题――因为他们正是在同一语言教育思想支持下的语文教育行为。只是在以前的概念里,这是一先一后的两个概念,但是在今天的概念中,这二者其实已经成了同时发生的行为。笔者在2004年1月份在杭州参加新教材省级培训,七年级下册主要编辑之一聂鸿飞老师与杭州几位语文教师主讲了此次教材培训。在会议中我发现了一个足以支持我上述观点的细节:作为教材编选者的聂鸿飞老师更多的讲的是教学实践的问题,这正能说明她在编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模拟的教学行为;而作为教学实践的郭初阳等老师,则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重新以一个教材编选者的角色出现,他们重组了整册教材,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与补充(补充的文章约是原文的2-3倍),这说明他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教材的选择就是教学行为本身。
实际上,在上述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其实已经体现了教材背后的一个阅读学的交流问题,即:编者解读≠教师解读,同样,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教师解读≠学生个体解读,而所有这一切,都不等同于“课堂解读”。这个阅读中的变量,就是每个人原先存在的“结构”,每个人都基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基因对文本进行重译,这里当然不排斥误读,但更多的是合理的多元解读,而课堂上的语文教学行为,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获得一个“当时当地的最佳的场景性解释”的问题。关于误读和多元解读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一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教材出现之前的所有版本中,“三味书屋”都被解读为历史的错误与罪恶,而且与“百草园”的快乐作对比,然而在新的试行版本中,由于它被安放在一个“成长”为主题的单元中,它第一次被视为一个客观的成长环境,与“百草园”仅仅形成时序上的承接,而不再有对比的意义。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够判断何种解读是正确,何种解读是错误?其实二者无非都只是多元解读中的两种解读,而不能称其中的任何一种为误读。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既要认识到“拥有每个人的个性化解读是能够的,而且是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它是一个过程,在期间可能会不断地进行矫正,而并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就自我封闭的结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作为一个集体的行为,我们可能还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形成一个彼时彼地的‘最佳解读’”。举人教七年级下册第三课《丑小鸭》为例,我个人的课前解难读是“它告诉我们,一颗高贵的心灵总是在寂寞中静静地成长。寂寞,既是它的境遇,也是它的营养” 。而杭州外国语学校的郭初阳老师一下就给出了若干解读: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够大!”),出走与找寻(在流浪中才能证实世界的博大,外界充实了丑小鸭,让它完成到白天鹅的转变),个人和群体(种种不同动物对它的评价),沉默和言说(“白天鹅没有说话,把头深深藏在翅膀底下”)……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无一例外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解读课文,一直渴望自由,崇拜周杰伦且喜欢体育的一个学生从中读出了“勇敢”;有天赋但勤奋很不够的一男生反复强调“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意思――也就是故事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无需努力,只要你是天鹅蛋就必定获得成功;一个勤奋的跳级生女生根据丑小鸭在冬天的挣扎说明天才的成长必须经过努力……在各种解读中,确实存在着“误读”,如有一个同学把丑小鸭在农夫家遭遇理解为丑小鸭对人类的憎恨。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根据当时的“形势”,最终我们选择了“把天鹅蛋视为高贵的心灵的象征”来作为课堂的“最佳解读”,把故事作为巨大的隐喻与象征,把天鹅蛋视为人的本质(既有先天的善,更有后天的修炼),把丑小鸭的成长过程视为整个心灵的修炼过程,从而使大家既继续拥有自己的解说,同时又可以选择一种在当时争论中看来较为合理的解说。
悬在空中的批评与研究,容易被人讥为不切实际,尽管把“实际”仅仅视为课堂上的讲授,正是语文教育一误再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需要找出一个现行的比较理想的主题单元来作一解析,人教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不失为一个比较成功又略有缺憾的样板。上面已经分析,此一单元的主题是“成长”,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丑小鸭》这两篇课文外,另外三篇是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城南旧事》节选)、王安石的《伤促永》和《诗两首》(分别是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单元综合性学习是“成长的烦恼”。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成长”此一话题,除已经作分析的两篇外,其余几篇分别从“成长的裂变”、“选择与遗憾”、“挫折与信心”、“天才与努力”等几个方面来对此一话题进行展开,而其中的大多数篇目仍然留有自由解说的空间,而不只是一个立论的多次证明。在选择文本对主题的展开中,教材排斥了犬儒主义、市侩主义与倡导个体牺牲的集体英雄主义,但仍留下巨大的可填充的空间,一是留给教师和学生对“成长”此一话题进行其他文本补充的空间,二是文本本身也留下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必学的鲁迅文章,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放在此一单元中仍然有“硬塞”的嫌疑,此种弊端在七年级上册将《风筝》一文放入“亲情”单元中更为明显。如何将传统名篇与现在的主题单元相结合,看来已经是一个教材编选上的难题,同样的难题还有文言文。应该说《伤仲永》此文放在此单元中非常好的,无论是文章的可读性还是与主题的关联性,都无可指摘,但是另外的一些单元中,如上册中的《童趣》和《山市》,则明显有为主题选文本,结果导致选文不够经典,不值得学生记诵。而本册第三单元中的《孙权劝学》,则反过来是与主题关联不够,不利于围绕单元主题进行展开。
以“主题单元”取代“知识体系单元”看来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要编选一本无可指摘的教材显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因为它自身也在在着一些致命的不足。其一,跳出两种体系编选教材的争论,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文选式”教材。我们知道,要在一个人的复杂的心灵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需要具备一些要素,如多次刺激,对一言语材料足够时间的关注,反复对话等,而实现最佳最持久的刺激的其实并不是文选,而是长篇小说。正如知识体系的追求者们所认识到的,文章的结构(叙事方式)与思维的结构之间在在着密切的关系,而长篇小说是“大框架”,且不断地以基因片段的形式重现这个尚处于模糊中的大框架的轮廓。从文章的一开始,就已经暗含了发展和结局的各种可能性,故事的展开就是这个可能性不断实现(与排除)的过程。因此,读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对一个大结构的反复认识与接纳的过程,而不只是对一个小框架的一次性接触,或者近乎机械地对同一结构的重复接触(在此,《读者》杂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同一范式的文本的反复重现,所以它既不能对停留在此一范式中的读者有新的帮助,也不可能在摆脱了此一范式的读者中留下深刻的刺激和记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一本教材在学生“言语-精神”上的影响,许多时候远不及一本打动学生的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教师带领学生在教学中反复操练,一本低劣的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就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自然,选长篇小说作教材也有他自身的弊端,而且可能弊端更大,在此不再展开。
其二,“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未选择”。如果说旧体系是牺牲了部分精神来换取知识的话,那么新体系也就意味着牺牲了部分知识来换取精神。在知识点的落实上――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语法与文体存在的话――主题单元确实存在着左右为难的尴尬。二全只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话,至多能够实现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即多大的“精神关注”与多大的“知识关注”的比例问题。
其三,无论是何种体系,汉语教育一直没有真正地照顾到学生自身的成长规律。认知规律≠知识体系,同样地,单元话题体系≠认知规律。当一个知识点有一篇最好的文章时(如说明文中的《中国石拱桥》),我们曾经做过为知识牺牲语文本身的事情;而现在,当一个主题中有一篇最好的文章,但此文却仅仅因为学生年龄的关系而不宜选入此册时,编选者们又会作何种选择?事实证明编者们已经忽略了这个在教育学上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在人教七年级上册的教材中,无论是话题本身还是选文,都存在着此一弊端。如“生命单元”的过于沉重,如“亲情单元”中强行放入的鲁迅的《风筝》,等。而上册教材问题最大的地方,是没有将文本与学生特有年龄层对文体的阅读兴趣二者之间进行联系。此种弊端如果打一比方,可以称之为“文体营养不调症”。对中学低年级学生而言,他们的阅读兴趣与相应的能力,都主要集中在“故事”中,散文(含议论文)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文体。而且散文本身含有大量的文化信息,除阅读范式外,它往往还需要阅读者具备较广的小说、故事和社会积淀。在七年级上册教材中,真正的故事在全册中只有第一单元的《走一步,再走一步》,第五单元的《雕羊木雕》,第六单元的《皇帝的新装》、《女娲造人》和《盲孩子和他的影子》,及几个小寓言。这样的理性主义充斥的教材对刚刚步入初中的学生既没有吸引力,同时也势必造成教学难度上的困难。
其四,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它其实也就是民族文化本身。作为以汉语-文化的教育为己任的“语文”,由于政治原因而导致的被延迟的“汉语-民族精神”与“世界文化-普世精神”的冲突,势必也将在教材的选择上暴露出来,使语文教学面对一个本民族思想的传授与西方思想传播的冲突。
笔者执教的《丑小鸭》课堂实录发表在《教师之友》2004年第4期上,同时附有笔者的课堂教学设法和杭州外国语学校郭初阳老师的点评。
然而支持“异质组合”和“多声道”,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声音推到学生的面前,在这里,将某些对学生确有危害的观点对学生暂时“搁置”是必须的,因为学生的成长历程和建构主义本身的理论决定了这种教育中的“搁置”的重要性。在“建构”中,时间不再以一个为达到知识点的量的积累所必须的要素出现,而是作为一种结构形成的要素出现――同时也是此一结构产生重大裂变的要素出现。也就是说,材料既要是异质的、能够引发刺激以分解原先的“言语结构”的,同时它也应该促进新的“言语结构”的形成的。当太艰深或者太离奇的文本频繁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就反而有可能使得旧的结构因为无法接受而排斥此文本,或者在破坏了学生原有的“言语-精神”结构后,却无从形成一个足以让学生感到“安全”的新的“语言-精神”结构。从人类的演化来看,虽然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单向进化的科学-历史主义,但是在语文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此一线索却是一条已经存在的“语言-精神”进化线。人类的文学走上此一进化虽然不是必然,但显然有其近似的规律,如果把此视为隐喻,和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会不会像高等动物在胚胎期重复整个进化历程一样,需要有一个对某些“言语-精神”材料的暂时的搁置呢?此点在没有得到论证之前不便贸然下结论,但正如数学上在小学低段不出现“2-3”这样的算式一样,我们确实必须尊重人的成长的规律。从“搁置”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许多语文读本以文本的知名度和本身的单篇含金量作为主要的选文标准,确实存在着一些并不足取的“成人化”“哲学化”的倾向。
如果考察单元主题模式后面的语言哲学背景,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教材学上的问题,它同时也成为语文教学的问题――因为他们正是在同一语言教育思想支持下的语文教育行为。只是在以前的概念里,这是一先一后的两个概念,但是在今天的概念中,这二者其实已经成了同时发生的行为。笔者在2004年1月份在杭州参加新教材省级培训,七年级下册主要编辑之一聂鸿飞老师与杭州几位语文教师主讲了此次教材培训。在会议中我发现了一个足以支持我上述观点的细节:作为教材编选者的聂鸿飞老师更多的讲的是教学实践的问题,这正能说明她在编选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模拟的教学行为;而作为教学实践的郭初阳等老师,则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重新以一个教材编选者的角色出现,他们重组了整册教材,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与补充(补充的文章约是原文的2-3倍),这说明他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教材的选择就是教学行为本身。
实际上,在上述看似偶然的事件中,其实已经体现了教材背后的一个阅读学的交流问题,即:编者解读≠教师解读,同样,在接下来的教学中,教师解读≠学生个体解读,而所有这一切,都不等同于“课堂解读”。这个阅读中的变量,就是每个人原先存在的“结构”,每个人都基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基因对文本进行重译,这里当然不排斥误读,但更多的是合理的多元解读,而课堂上的语文教学行为,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获得一个“当时当地的最佳的场景性解释”的问题。关于误读和多元解读问题,我们可以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一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教材出现之前的所有版本中,“三味书屋”都被解读为历史的错误与罪恶,而且与“百草园”的快乐作对比,然而在新的试行版本中,由于它被安放在一个“成长”为主题的单元中,它第一次被视为一个客观的成长环境,与“百草园”仅仅形成时序上的承接,而不再有对比的意义。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能够判断何种解读是正确,何种解读是错误?其实二者无非都只是多元解读中的两种解读,而不能称其中的任何一种为误读。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既要认识到“拥有每个人的个性化解读是能够的,而且是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它是一个过程,在期间可能会不断地进行矫正,而并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就自我封闭的结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作为一个集体的行为,我们可能还要根据特定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形成一个彼时彼地的‘最佳解读’”。举人教七年级下册第三课《丑小鸭》为例,我个人的课前解难读是“它告诉我们,一颗高贵的心灵总是在寂寞中静静地成长。寂寞,既是它的境遇,也是它的营养” 。而杭州外国语学校的郭初阳老师一下就给出了若干解读: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真够大!”),出走与找寻(在流浪中才能证实世界的博大,外界充实了丑小鸭,让它完成到白天鹅的转变),个人和群体(种种不同动物对它的评价),沉默和言说(“白天鹅没有说话,把头深深藏在翅膀底下”)……在课堂上,我发现学生无一例外地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解读课文,一直渴望自由,崇拜周杰伦且喜欢体育的一个学生从中读出了“勇敢”;有天赋但勤奋很不够的一男生反复强调“只要你是一只天鹅蛋,就算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意思――也就是故事的主题是告诉我们无需努力,只要你是天鹅蛋就必定获得成功;一个勤奋的跳级生女生根据丑小鸭在冬天的挣扎说明天才的成长必须经过努力……在各种解读中,确实存在着“误读”,如有一个同学把丑小鸭在农夫家遭遇理解为丑小鸭对人类的憎恨。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根据当时的“形势”,最终我们选择了“把天鹅蛋视为高贵的心灵的象征”来作为课堂的“最佳解读”,把故事作为巨大的隐喻与象征,把天鹅蛋视为人的本质(既有先天的善,更有后天的修炼),把丑小鸭的成长过程视为整个心灵的修炼过程,从而使大家既继续拥有自己的解说,同时又可以选择一种在当时争论中看来较为合理的解说。
悬在空中的批评与研究,容易被人讥为不切实际,尽管把“实际”仅仅视为课堂上的讲授,正是语文教育一误再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果需要找出一个现行的比较理想的主题单元来作一解析,人教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不失为一个比较成功又略有缺憾的样板。上面已经分析,此一单元的主题是“成长”,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丑小鸭》这两篇课文外,另外三篇是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城南旧事》节选)、王安石的《伤促永》和《诗两首》(分别是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单元综合性学习是“成长的烦恼”。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成长”此一话题,除已经作分析的两篇外,其余几篇分别从“成长的裂变”、“选择与遗憾”、“挫折与信心”、“天才与努力”等几个方面来对此一话题进行展开,而其中的大多数篇目仍然留有自由解说的空间,而不只是一个立论的多次证明。在选择文本对主题的展开中,教材排斥了犬儒主义、市侩主义与倡导个体牺牲的集体英雄主义,但仍留下巨大的可填充的空间,一是留给教师和学生对“成长”此一话题进行其他文本补充的空间,二是文本本身也留下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必学的鲁迅文章,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放在此一单元中仍然有“硬塞”的嫌疑,此种弊端在七年级上册将《风筝》一文放入“亲情”单元中更为明显。如何将传统名篇与现在的主题单元相结合,看来已经是一个教材编选上的难题,同样的难题还有文言文。应该说《伤仲永》此文放在此单元中非常好的,无论是文章的可读性还是与主题的关联性,都无可指摘,但是另外的一些单元中,如上册中的《童趣》和《山市》,则明显有为主题选文本,结果导致选文不够经典,不值得学生记诵。而本册第三单元中的《孙权劝学》,则反过来是与主题关联不够,不利于围绕单元主题进行展开。
以“主题单元”取代“知识体系单元”看来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要编选一本无可指摘的教材显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因为它自身也在在着一些致命的不足。其一,跳出两种体系编选教材的争论,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是“文选式”教材。我们知道,要在一个人的复杂的心灵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需要具备一些要素,如多次刺激,对一言语材料足够时间的关注,反复对话等,而实现最佳最持久的刺激的其实并不是文选,而是长篇小说。正如知识体系的追求者们所认识到的,文章的结构(叙事方式)与思维的结构之间在在着密切的关系,而长篇小说是“大框架”,且不断地以基因片段的形式重现这个尚处于模糊中的大框架的轮廓。从文章的一开始,就已经暗含了发展和结局的各种可能性,故事的展开就是这个可能性不断实现(与排除)的过程。因此,读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对一个大结构的反复认识与接纳的过程,而不只是对一个小框架的一次性接触,或者近乎机械地对同一结构的重复接触(在此,《读者》杂志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同一范式的文本的反复重现,所以它既不能对停留在此一范式中的读者有新的帮助,也不可能在摆脱了此一范式的读者中留下深刻的刺激和记忆)。说得简单一些,就是一本教材在学生“言语-精神”上的影响,许多时候远不及一本打动学生的长篇小说,如果不是教师带领学生在教学中反复操练,一本低劣的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就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自然,选长篇小说作教材也有他自身的弊端,而且可能弊端更大,在此不再展开。
其二,“选择”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未选择”。如果说旧体系是牺牲了部分精神来换取知识的话,那么新体系也就意味着牺牲了部分知识来换取精神。在知识点的落实上――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语法与文体存在的话――主题单元确实存在着左右为难的尴尬。二全只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话,至多能够实现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即多大的“精神关注”与多大的“知识关注”的比例问题。
其三,无论是何种体系,汉语教育一直没有真正地照顾到学生自身的成长规律。认知规律≠知识体系,同样地,单元话题体系≠认知规律。当一个知识点有一篇最好的文章时(如说明文中的《中国石拱桥》),我们曾经做过为知识牺牲语文本身的事情;而现在,当一个主题中有一篇最好的文章,但此文却仅仅因为学生年龄的关系而不宜选入此册时,编选者们又会作何种选择?事实证明编者们已经忽略了这个在教育学上原本非常简单的问题,在人教七年级上册的教材中,无论是话题本身还是选文,都存在着此一弊端。如“生命单元”的过于沉重,如“亲情单元”中强行放入的鲁迅的《风筝》,等。而上册教材问题最大的地方,是没有将文本与学生特有年龄层对文体的阅读兴趣二者之间进行联系。此种弊端如果打一比方,可以称之为“文体营养不调症”。对中学低年级学生而言,他们的阅读兴趣与相应的能力,都主要集中在“故事”中,散文(含议论文)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文体。而且散文本身含有大量的文化信息,除阅读范式外,它往往还需要阅读者具备较广的小说、故事和社会积淀。在七年级上册教材中,真正的故事在全册中只有第一单元的《走一步,再走一步》,第五单元的《雕羊木雕》,第六单元的《皇帝的新装》、《女娲造人》和《盲孩子和他的影子》,及几个小寓言。这样的理性主义充斥的教材对刚刚步入初中的学生既没有吸引力,同时也势必造成教学难度上的困难。
其四,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它其实也就是民族文化本身。作为以汉语-文化的教育为己任的“语文”,由于政治原因而导致的被延迟的“汉语-民族精神”与“世界文化-普世精神”的冲突,势必也将在教材的选择上暴露出来,使语文教学面对一个本民族思想的传授与西方思想传播的冲突。
笔者执教的《丑小鸭》课堂实录发表在《教师之友》2004年第4期上,同时附有笔者的课堂教学设法和杭州外国语学校郭初阳老师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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